开始捣鼓手账后，我开始记录自己的 TODO，然后发现上个学期中文课上读的内容还没写完。别说写完该系列了，我清点过后还剩足足十七个短篇小说没写读后感！

我发现我在清理 TODO 时，最大的问题在于我非常在意 TODO 列表的处理顺序：必须是从上往下的。「Blog 或 Research 想法」分类的 TODO，按照顺序下一个要写的是…… 如何玩三阶魔方、如何玩二阶魔方、如何玩四阶魔方、如何玩三阶五魔方。

先不提最后这个三阶五魔方我实际上在现实里也没弄明白咋还原，光是第一个「如何玩三阶魔方」，我就在编写教程文章时发现，这东西很难用文字说明白！还不如读者朋友们去视频平台上找什么，「十分钟速通」视频呢。

所以我决定无视这些烦人的 TODO，先开始写我最感兴趣的内容，那便是这篇由赖香吟写的《虚构一九八七》！

再就是我发现，先前写影评和书评时，常常会陷入到必须要把整个故事用自己的方式重述一遍的困境内，导致我很难写完一篇文章。从这篇开始，我会先简要复述剧情，然后着重分析小说内没有直接提及的内容 —— 不过写完后发现自己还是会潜移默化去重述一遍故事……

小说前

在讲这篇短篇小说之前，我要先说说 metafiction，即「元小说」、「反设小说」。

Meta- 源自于希腊语的 μετά，含义是「在…… 之后」、「超越」、「关于」，或者「更高一层次的」。Aristotle 的著作 Metaphysics，或者更熟知的，《形而上学》，便使用了这个前缀。如果直译这本书的标题的话，那就叫《在物理学之后的》。对于 Aristotle 而言，能超越物理学、在物理学之后、可以解释物理学无法解释的「存在本身」的，就是哲学。

或者另一个程序员们会常看到的例子，是 metadata，也就是「元数据」。Meta- 也有着「关于某的某」的意思。对于 metadata，它的意思便是「关于数据的数据」，也就是描述了数据的数据。

那么同个逻辑套用在 metafiction 上，fiction 是「小说」的意思，那么 metafiction 就是「关于小说的小说」、「关于虚构的虚构」。

《虚构一九八七》正是这样的一篇短篇元小说：一篇关于如何创作小说的小说。

小说中

整篇小说讲的是女主人公的班上死了个同学，名为「谢彩文」。主人公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这个女孩，于是心生幻想，写了篇以谢彩文为主角的短篇小说。

小说里这谢彩文成了韦老师从大陆来到台湾后收养的女儿，还喜欢上了学校图书馆里的黄先生。最终谢彩文因为不舍黄先生的离去，向他表达心意，却被拒绝；黄先生还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养父，导致自己被骂了一顿。结尾，谢彩文自杀而亡。

主人公将小说拿给写作研习活动的郑老师看，对方却认为结尾太做作，让主人公修改一下。同时主人公还和学长谈起了恋爱。把这事儿跟学长一说，学长觉得小说这东西，应该有意识一点、刺激一点。懵懂下，主人公写起了小说的第二稿。

这第二稿里，谢彩文依然是韦老师在台湾的养女，但这次她结识了学长，并喜欢上了他。学长让她去查清楚自己的身世，却遭到韦老师的激烈指责：「异地亲情的不可指望」、「政治的无限蔓延」……「让你读书是叫你来违逆我吗？养育之恩比不过外头小言小论？」结果，韦老师因病倒下了。绝望的谢彩文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又发现学长和更美丽的女子谈起了恋爱…… 最终，谢彩文再度自杀身亡。

主人公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寄给郑老师，却被退回，反馈和上次一样：「怎么愈改愈做作呢？」主人公大受打击，开始反省，自己不过是一直在捏造谢彩文的死，这一行为便是「做作」的。结尾主人公和学长一边聊着，一边看着游行的队伍走在大街上……

可以看出，这篇故事的主要剧情内容，便是主人公在写自己的小说，以及她写小说、改小说的前因后果。

小说后

我这个月的中旬，在慢悠悠重新阅读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-Time Indian 这本我高中时的读物。书里有个极客角色，曾经跟主人公说了段让我颇有感触的话：一本书你要读三遍，一遍是直接读完、感受文字里的情绪，一遍是将文本和历史关联上、搞明白为什么作者会使用这个「词」；至于第三遍，作者没让他说完，但我在网络上找到了类似的理论，第三遍其实是要搞明白该文本为什么是和我们有关的、为什么我们读了它会有某某感想。

元小说的内容，自然便是我们第一遍阅读时，能观察到的事情。而「小说后」，我想要说说这第二遍。

结尾故事写到，主人公看到了「游行的队伍」。我先前刻意不去提小说中和政治、国家相关的内容，便是将它们留到了「小说后」。要理解这篇小说，就得搞懂标题中的这「一九八七」指的是什么。

我们先回到 1945 年，日本投降、二战结束的那段时间。台湾民众为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终结而欢呼，但很快发现接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1947 年 2 月 27 日，台北一小贩走私香烟，被专卖局的查缉员发现。该小贩不仅被打伤，还有个市民被误杀，引起台湾群众的群情激愤。次日，政府选择开枪镇压游行的人们 —— 这便是二二八事件。

3 月 8 日，国民党政府开始自北向南展开全面武力镇压，这便包括了清除藏匿分子的「清乡」行动，大肆搜捕和杀害百姓，甚至还有台籍社会精英和领导阶层。

两年后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中，前者节节败退，恐是政权要掉凳子上了。为了巩固自己的威权统治，政府颁布了《台湾省戒严令》，宣告自 5 月 20 日零时起在台湾全境实施戒严；这一实施，就实施了足足三十八年，曾是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戒严令。再配合上其他恶法，台湾开始了「白色恐怖」时期，不仅禁止公开讨论和研究二二八事件，还不允许组织新的政党、限制新闻的出版自由、禁止抱有左翼言行或台独主张，甚至对政府的批评都会被算成是在搞叛乱。

台湾社会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断地累积。民间力量逐渐涌现和崛起，再加上国际局势形成的压力，总统于 1987 年 7 月 14 日终是宣布次日起解除戒严令。

哎，1987，不正是标题中的「一九八七」么。

是的，这篇小说隐藏在「元小说」这一设定之下的主题，就是台湾的解严。而赖香吟对此的看法，在小说的第二自然段内便能看出端倪：这一段讲的是主人公的班级，因为谢彩文的死而乱作一团。主人公还借此提到了母亲参加葬礼时的行为举止，因过于特殊，而让她觉得死亡是不同寻常的。

接着几个自然段里，主人公开始说这谢彩文多么普通、多么渺小、多么不起眼 —— 可就算是班上如此不起眼的同学，死后还有这么多后事要交代，那何况是戒严时期这么长、这么庞大的时代的死亡呢？

当时台湾民众们对解严的期待，远远超过了预期。他们天真地认为，只要解严了，整个国家的处境便会一飞冲天、变成好的民主国家。但赖香吟认为，台湾社会根本没有做好准备，多数人（或者用我爱用的说法「一般人」）并不懂得政治。这份自由他们不仅不知道怎么使用，也会很快消耗掉解严后的兴奋，转为陷入迷茫和虚无之中。

小说中用了一些以物喻物的手法，来暗示当时社会对解严的看法。例如导师对着同学们说：「上大学你们就自由了。」这和当时社会的主流看法「解严后便自由了」不谋而合。至于已经上过大学的读者朋友们，自然也是知道这句话的真实性，真像驴头上挂着的胡萝卜呀！

小说还有一些有趣的暗示，独属于那个时代。主人公写韦老师是从大陆来的这一点，实际上并没有在「现实」中明确提及过，但有两处暗示：一是韦老师教地理知识说的是长江和秦岭淮河附近的土壤，都是对台湾本省学生来说是陌生且遥远的地名；二是他送给了主人公《沈从文自传》—— 一本记载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沈从文，从湘西小镇走向广阔世界的成长记录的书。

关于外省人只身来到台湾、遭遇乡愁和身份认同问题，这一点在 《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》 也有所体现。当时我写说，王雄死在了 1987 年、黎明之前，但现在我要对此打个问号了：解严了，这些问题也会得到解决么？

关于什么是「本省」、什么是「外省」，此处补充下吧：本省人指的是台湾本地的居民，主要是清代以来就从各地移居台湾的汉人后代，也包括原住民；外省人指的是 1945-1949 年间随着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的大陆各省人士以及他们的后代。

俩省人在语言、文化经验、历史记忆上都有着差异。这一点未来也能在其他短篇小说中的角色上看到。

第二节的开头，主人公在外面偷听到几个文艺队工作人员的对话：当地城镇是二二八事件中唯一一个没有发生枪杀事件的地方。乍一看是在歌颂平安，但第二个人说道：「全是望族士绅的后代嘛。」

「望族士绅」这个词儿由两个部分组成：

  • 望族，就是名门望族的意思，指在地方上世代累积了财富、声望和影响力的家族。这些家族通常拥有大量土地或商业资产，在地方上扎根数代，形成稳固的社会根基；
  • 士绅，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与民间之间的中间阶层。皇帝的权力理论上至高无上，但实际上中央政权往往只延伸到县一级，也就是所谓的「皇权不下县」。那县以下的乡村秩序，就是由这个士绅阶层来维持。包括但不限于：
    • 代表官府执行公务，同时也代表地方利益向官府交涉
    • 修建书院、宗祠、道路、水利，组织赈灾、调解纠纷等
    • 以儒家伦理为依据，维护地方的风俗和等级秩序
    • 掌握读书、受教育的特权

台湾的士绅阶层相当特殊。首先清代时台湾是移民社会，早期的社会秩序由垦户、业主、头家等地方实力派主导。随着社会逐渐稳定，部分家族开始通过科举、经商、购置土地等方式上升为地方望族。

在之后的日本殖民时期，日本笼络和利用了地方望族来协助殖民统治。这些望族被授予绅章、任命为街庄长或协议会员，成为殖民政府与台湾民众之间的缓冲层。他们也因此进一步巩固了财富和地位。

战后国民党接管了台湾，同样需要依靠地方望族来维持治理。地方领袖的家族相当于换了个统治当局合作。

这样我们便理清了，主人公所在的小镇不是因为和平所以没有发生枪杀事件，而是因为地方望族早已与统治体制达成共谋，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压制反抗的无形大手。

那么解严了，小镇会有变化么？望族士绅的权力不依赖于戒严或不戒严；他们的支配地位是跨政权且跨时代的。对普通百姓而言，换了统治者、解了严，地方上的权力结构依然如故，生活并无实质改变 —— 这便是作者隐藏的另一讯息。

第二节结尾，主人公认为谢彩文已经死了，关于她的一切全都停止了，并想着自己是不是理解了死亡。小说中主人公对谢彩文的死，所抱有的想法，近乎都能和作者对戒严时代的「死」一一相联。在之后，主人公对谢彩文的「死」的看法还会更新一次。

总之第三节开头，主人公思来想去开始写起了以谢彩文为主角的小说，也就是第一稿。这篇小说稿在暗示什么，我研究后有了个大胆的猜想：谢彩文作为「养女」，代表了台湾；韦老师作为「外省来的养父」，代表了外省权威；黄老师可能暗示的是 1979 年美丽岛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黄信介。谢彩文对黄先生的爱慕，象征着台湾年轻一代对民主自由的向往，但这种向往在戒严体制下被拒绝和压制。最终，谢彩文毁灭了自我，象征着台湾社会当时的精神状态。

第三节结尾，主人公被这篇小说感动得不行，然后在第四节开头打算新写一篇，却发现怎么写都是在原地打转，根本写不出来新东西 —— 亦或者说「真正」的东西。因为小说中谢彩文的死，是主人公捏造出来的，而她为自己写出来的悲剧而感动。这就是小说标题中的「虚构」。

学长主动向主人公提起二二八事件后，主人公的反应则是「听过但不知道是什么」：

后来我真的去了学长主持的社团，像个乖巧学妹那样坐在圆桌的边边，渐渐知道了许多事情，但我并不了解，按过去的道理来讲，我是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。那时，我天真地以为这些事情，本来就是到了此时 —— 也就是说，像高中老师所说的，上了大学，自由了之后 —— 我自然就会知道的；我不知道诸事的揭晓原来是因为我恰恰逢到了解严的时刻。

这段独白中，「知道」和「了解」的区别是关键。「知道」是接收到了信息：殖民、虐杀、戒严、迫害，这些词汇如今到处都是；「了解」是理解了信息的意义和脉络：为什么二二八会发生、戒严对社会的塑造有多深、这些创伤如何延续至今…… 主人公能「知道」二二八发生了，但她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、历史意识和社会语境来「了解」它意味着什么。

这正是戒严体制抹除记忆的深层后果。它不仅抹除了事实，更抹除了理解事实所需的脉络。一个人突然被告知一个从未听过的词汇的定义，他可以记住这个定义，但无法真正理解它在语言中的位置和用法。主人公的处境便是如此，而这也映射了台湾社会在解严后的认知困境。尽管信息通道的门很是宽敞，但理解的能力不会随之自动恢复。

接着主人公收到了郑老师反馈她小说结尾做作的电话。电话里，郑老师也说她的小说要是修好了，还要找地方发表 —— 这里的「发表」很耐人寻味。解严后，社会往往需要打破禁忌的声音，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。所以文艺队需要言论来填充解严后刚刚打开的公共空间，也就是要使用主人公写的小说。于是乎，主人公的写作被赋予了政治的功能。

实在不知道咋改的主人公，向学长求了助。学长的建议是让她写小说时有意识点、要刺激点。此处的「有意识」，结合学长这个人以及第二稿的内容，可以明白暗示的是政治意识；「刺激」则暗示了对读者的冲击力，得冲击社会的神经。

但这引出了这些问题：

  1. 主人公是没有「意识」的，要如何写出有深度的写作？
  2. 为了冲击效果而刻意选择敏感、刺激的题材，是不是「做作」？

这便带来了主人公的第二稿。因为主人公自己也开始理解政治和历史，所以小说中的谢彩文也要被卷入到政治和历史的漩涡。

第二稿里，谢彩文考上大学，离开小镇，进入了台北的知识空间。她发现自己过去的生活是封闭的、无知的，她此前不知道的东西太多。这与主人公自己的经历完全平行。在她向韦老师寻求安慰时，得到的却不是理解，而是夹杂着外省人群体对自身苦难的叙事的谩骂 —— 韦老师拿「战乱经」说她。

这「战乱经」指的是外省人群体对自身苦难的叙事：中日战争的惨烈、国共内战的失败、逃难来台的流离失所…… 这些创伤构成了他们理解世界的框架。当谢彩文表达自己的困惑和痛苦时，韦老师用自己的创伤来压倒她的痛苦。这使得我们看到新的问题：外省人的创伤叙事和本省人的创伤叙事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压制关系。韦老师的「战乱经」使他无法听见谢彩文的痛苦，正如本省人的二二八创伤长期被外省政权的大中国叙事所压制。韦老师不理解解严后年轻一代的处境，他仍活在自己的战乱记忆中。这种代际和族群之间的无法沟通，正是戒严留下的裂痕。

而谢彩文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是出于刚才提到的 大中国叙事 —— 国民党政府在戒严时期所构建的官方意识形态。其中一个核心内容，便是用「我们都是中国人」来压制对实际族群差异的认知。明明台湾人的本省和外省身份差异是存在的，但官方叙事不承认它。

第二稿结尾特别搞笑的，让学长爱上了写小说的主人公自己。叙事还特意注明这是纯粹的爱情，无关政治和历史。

小说中的谢彩文虽是虚构的，但她的处境映射了真实的台湾历史；主人公是纪实的，但她通过将自己写入虚构来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避难所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在这段叙事之前，主人公让小说中的学长有了这么一句台词：「没有人能够摆脱政治和历史阴影。」但小说中的学长又是因为无关政治和历史的纯粹爱情而爱上主人公。这份「纯粹」本身是否就是最大的反讽？而谢彩文恰恰死于失去这份「纯粹」，因为她被排除在主人公为自己保留的特权之外。

第六节的开头，郑老师表示主人公的第二稿更做作了。因为这个「做作」，主人公思考了许多：她刚从学长的社团里知道了点事情，就急于把这些知识转化为小说素材，但这些知识对她而言还停留在信息层面。于是当她用这些未消化的知识来虚构时，产出的是知识的堆砌而不是洞察。

这一点，她也应用在了社团的人身上：

…… 坦白说，社团里的求知欲与谈话渐渐使我感到做作，我想，我们彼此炫耀知识，唯恐暴露自己所知仍然停留在解严之前，唯恐同伴讥讽自己心灵不够勇敢，这样的急切，才真正透露禁忌在我们心灵埋下何等阴影吧。

接着她开始思考「虚构」：虚构看似有形，实则无质。一旦被质疑，那便消散了。她的虚构没有坚实的内核。她不了解谢彩文、不了解二二八、不了解戒严的真正含义；她所虚构出来的一九八七，不过是用新的词汇来包装旧的无知。

而主人公这段自我批判的闭环是，我的形貌就是做作的。

亦或者说，所有人都是做作的。

为了好好处理自己的情绪，主人公开始思考解决办法：不能将所有的新知识和情绪混杂在一起了，这只会重蹈郑老师所说的「愈改愈做作」；也不能用刺激性的内容来简单调动情绪了，不过是另一种做作 —— 必须要真正去理解这一切，而解严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是根本不够让她去明白戒严的 38 年、二二八后的 40 年、殖民的 50 年…… 她决定退出社团，回家读书。

她要独自且自由地学习和理解「真实」。她不再依赖社团的集体表演，而是以个体的方式、以自己选择的速度去面对。这里的「自由」是认知上的自主。

学长对此有不同的看法：「知识与行动是不冲突的。」也就是不需要等到完全理解时才行动，完全可以边做边学。以及他批评道「好像喜欢文学的人总是过于洁癖或理想」。主人公的回应是「不要这么说」—— 两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姿态。

小说结尾，主人公和学长在圣诞节时见了面。她想到也是在圣诞节左右时去世的谢彩文，情感开始爆发：她向学长提到了真实的谢彩文，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，没有任何戏剧性的虚构。她又想到曾不停消费着谢彩文、让谢彩文充当自己文学野心和政治思考的容器与工具。鼻子一酸，主人公难过了起来，承认自己对谢彩文残忍、写坏了小说 —— 这是真实的感情，而非做作的虚构。

在学长安慰了一阵后，主人公感觉好了些，最终为「做作」做了个终极的重新定义：1987 年本就是不寻常且做作的，但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对的；做作不是错误，是必经之路，因为我们必须要透过不寻常和做作的方式才能了解自己。正如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失败才能真正理解失败的含义，主人公正是经历了做作，才真正理解做作的本质，进而理解虚构的本质 —— 主人公自己和时代，都靠做作理解了虚构的本质。

回顾全篇，「不造作的故事结局」这一贯穿始终的追寻，经历了一个三层升级：最初它是文学技术问题，也就是如何写一个不感伤套路的结局；接着它变成了创作与理解的关系问题：如何才能写出真实的情感，而真实的前提是真正了解所写之物吗；最终它成为一个伦理与政治问题，即在不了解的情况下，是否有权发声？

主人公的回答分别是，「不了解就不应该假装了解」、「虚构无法替代了解」，以及「做作是虚构在缺乏真实时的必然表现」。

「不造作的故事结局」巧妙地通过做作的过程、理解了做作的不可避免性，进而理解了虚构的本质和局限。这便是小说标题《虚构一九八七》的终极含义：1987 年是「虚构」的，整个时代的表达都是做作且不扎实的；但这种「虚构」是必要的，因为只有通过虚构的失败，才能认识到真实的不可替代性。理解虚构的本质，便是 1987 年最真实的收获。